红网舆情中心（红网智库）出品

文| 张瑜

不妨先看两则网友留言。

微博网友留言截图。

这些疑惑的声音所指向的，是广西港北区9月9日发布的一则情况通报。

情况通报。

应该说，这份通报招来质疑并不让人意外。

一条年轻鲜活的生命，在校园里骤然消逝，着实令人扼腕叹息，大众也自然关心原因所在。但就此，通报只称“排除刑事案件和校园欺凌情形”，再无其他交代。

不难推测，学生可能是轻生而亡。但似乎出于某种考量，当地选择了避而不提。然而，只要做好隐私保护，同时注重表达方式，兼顾好家属感受，适度地披露相关信息，又有何不可呢？

单纯只做“排除法”，不明确具体原因，在关键原因上“留白”，是对舆论关切要点的回避，姿态上过于生硬冷漠，道理上也很难讲得通。

而且，所谓“排除刑事案件和校园欺凌情形”，又是如何排除的呢？整份通报本就极为简短，对此则更无详细交代。光有结论而无依据，结果就是，即便是目前的“排除式”结论，说服力也大打折扣。

情况通报。

去年5月，广西右江区也发生过一起中学生坠亡事件。当地调查组发布的通报，与此次港北区发布的通报，基本上并没有太大出入。

无从得知，二者是否存在“借鉴”关系，但可以明确的是，官方通报若披露信息不完整，若对结论缺乏论证，那就很难发挥“一锤定音”的效果。职能部门和大众或出现“各说各话”式撕裂。

情况通报。

可资对比的是，河南宁陵县曾通报一起学生坠亡事件。

整份通报非常详实，内容分为六大部分，包括学生坠亡情况、现场视频监控情况、现场勘查情况、遗书情况、尸检情况、是否存在校园欺凌情况。

对于事件经过，通报基本做到了详实还原，不存在信息要素缺失，或信息披露含糊的问题。

情况通报。

涉及结论与判断时，通报也给出了依据。

以“排除校园欺凌”为例，通报提到，调查组走访了47人次，包括家属、学校管理人员、班主任、教师，以及同班同学、同宿舍同学、要好同学。

人员覆盖类别多，人次多，还给出了具体数字，直观一看，就给人“负责、专业、真实”的感受。更为细节的是，与坠亡学生有密切关系的“要好同学”，也被纳入了走访对象，这也有力地增加了调查结论的可信度。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证据显示学生厌世轻生，但当地调查组并未摆出置身事外的姿态。通报中提到，“我们深刻认识到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教育重视不够，对此深表歉意！我们将深刻汲取这次事件的沉痛教训，举一反三，全面加强和改进教育工作”。

学生轻生固然有强烈的个人原因，但从校方到相关职能部门，在教育管理、心理关怀上，恐怕也不能说丝毫责任都没有。直面可能存在的疏漏，多一些反思意识，甚至对照更高的标准自我加压，本就是必要的“善后”工作。而当这种高度负责的姿态在通报中得到体现时，公众往往会抱以更多的认可与包容。

情况通报。

9月9日，广西港北区针对学生坠楼事件发布通报的同一天，广西苍梧县也针对一起校园欺凌事件发布了通报。2天之前，当地其实已经发声，此次属于“再通报”，内容上侧重于告知大众问责处置结果。然而，作为“收尾”，这份通报是乏力的，同样无法高分通过舆论的“验收”。

诚然，相关责任人被责令停职检查了，但诚如有媒体刊文指出的，停职本身并非一种正式处分，而是临时性的，仅为调查提供条件或者让当事人进行检查反省，“要惩治校园欺凌事件的施暴者，防止此类事件发生，当地应该拿出实际行动，对责任人依规严肃处理，不能搞‘罚酒三杯’式的处罚”。

现实中，类似的情况并非个例。部分地方发布的通报，看似已经作出问责，言辞也相当严厉，但细加审视，实际上属于“高举轻放”。

还有一些地方的通报，在问责处置上是“烂尾”的。就在前天，新华社发布的视频评论中专门提到，“少数地方把通报当成给舆论降温的工具，拖延到热点转移后，相关处置结果却没有了下文。情况通报变为一纸空头支票”。

新华视评截图。

各式各样的“问题通报”一旦频频出现，政府的整体公信力无疑将受损。特别要看到的是，“言”的背后是“行”。纵容“通报之失”，也就是纵容“治理之失”。问题与矛盾若未得到有效消除，反而不断加剧、累积，很可能酿成更大的现实危机。

从制度层面看，早在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就印发了《关于在政务公开工作中进一步做好政务舆情回应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将政务舆情回应情况作为政务公开的重要内容纳入考核体系。通知还规定，要建立政务舆情回应通报批评和约谈制度，定期对舆情回应工作情况进行通报，对工作消极、不作为且整改不到位的单位和个人进行约谈。

既有的要求与规定落实到位了吗？特别是，现有制度的约束力是否足够？当“问题通报”一再出现时，这些重要议题恐怕不能不摆上桌面了。